耸人听闻的、现在又被爆为虚假新闻的“纸馅包子”事件就是我们辖区内发生的事情。啧啧。

      一时间人们谈“包”色变，而假新闻的结局又成功地玩弄了公众对媒体报道真实性的信任。

     香港《大众报》的记者跑来要求查明真相，说，政府应该支持他们的行动。但真相是什么？是否为我们想要的那样？既然已经宣布有人为此事负责，我们还需要什么真相？

     立场，我要注意立场。说实话，内心深处我是对记者朋友抱有同情的，无论是大公报的记者还是那个被称作临时工的糊涂倒霉蛋（NND，台里有几个正式员工啊？）。

     天晚上，在有关领导的带领下，一场浩浩荡荡的“大清洗”运动展开了。一共动用了30余辆车，200多号人，排成一队，在夜晚的北京街道上扫荡了2个小时，最终查抄流动摊点、大排档、不合格食品加工点无数（具体数据我还没统计全）。我第一次坐上了城管的车，走在队伍前列，举着硕大的相机记录着这一切。我看到一个被没收水果车的大婶一次次地试图从她的车里抓几个荔枝出来，被别人推推搡搡的，连鞋都跑掉了；我看到一个老大爷平板车上的盆栽花被扔上了车篼，路人纷纷议论：可惜了那些花...

     立场，我要注意立场。说实话，内心深处我是对这些摆路边摊的人抱有同情的，旦凡有挣钱的途径，谁去做这个啊？他们是生活在这个城市底层的人，当然，也并不是说挣不到钱就一定要用牺牲他人利益的方式——如纸包子——来予以生存。

     一次在饭桌上，一位城管大队的队长公然表示了他对记者的愤怒，我当时有点害怕，因为他问我：你是不是记者？近年来城管在媒体上的形象非常不好，因为那个崔姓民工杀死城管的事件，媒体上特别是网路上将城管的形象几乎定格为张牙舞爪、蛮横无礼的样子。我也成了一个激烈的、为崔氏民工愤愤不平的一员。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同情弱者，而年轻人又很容易将打破一些东西的动作视为是先进的。今天，我开始思索，事情很多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像昨天的“清洗运动”，同坐一车的城管队员们本身对那些路边摊们便怀着既痛恨又同情的复杂感情，我们又如何能对这个整体加以提炼出一个简单的、固化的形象呢？

     媒体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是一种过滤过的信息，它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视听呢？

 

 

 

<变形金刚>观后感.

如果能有辆这么个性、样子拉风、最主要是自己会跑的车该有多好！

 

 

曾试图把毕业的全过程用文字记下来的，结果写了洋洋几百字之后不了了之。

其实要记的东西很多，总是下雨的毕业典礼，散伙饭上的酒醉和痛哭，南下的大猫……可是找不出时间来写，或者太累太懒，于是成了现在的样子。

2号离校了。之前搬家，鸭妈冒着雨开车来回运了两趟。总觉得自己啥都缺的人那时候也意识到三年来也积攒了不少破烂。没几天开始上班。辞掉了报社的工作真是很遗憾，也舍不得几个要好的同事，半年多我们就是那样把一个版面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不知道我的选择是否正确，也有过非常痛苦的挣扎，但一旦决定了的事情就不要回头，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新工作不像报社那样有时间压力，但要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不过上班没几天就赶上单位组织的张家界7日游，高兴坏了！我的足迹终于向南推进了一点，不会再被某人嘲笑去过的最南的地方是山东，最北的地方就是北京了。可没几天又得知因为要组织一场晚会头儿代表我们部门主动请缨放弃出游了。同为可惜的是，鸭妈单位组织去云南，可以带家属，我刚上班没办法请假，去不了，南进的计划又一次被延后了。

上班的时间太早，8：30，而且7：30开早饭，所以我每天6：30就要起床。对于我这个习惯晚睡晚起的人来说简直是太痛苦了！由于晚上还和以前一样睡得那么晚，所以每天在公车上都会睡着，还能在离下车前一站准时醒来，真是太神了！

东西从学校搬出来后一直没收拾完。把单位宿舍里发的简易衣柜拆了带走，然后又和鸭鸭花了一个晚上把它装了起来。然后发现我的衣服怎么这么多却总找不出能穿的。单位还给发了辆自行车，我骑了一下第二天起来屁股直疼，自从上大学以后就没怎么骑过车了，欠锻炼；去修车的地方打气，发现打气的东西是用一根管子，而不是气筒了，没见识。不管怎样，俺这也算有车有房滴人了。

上班以后惊觉整个部门除了我几乎人手一辆20万以上的车。然后听到更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个地区有个扫马路的，每天开奥迪A6来上班，如果有幸我可能会在那条马路上碰到他。原来老北京还真有些有钱的，原因就在于房屋拆迁动辄就能拿到500万以上的拆迁款。可是物质上丰裕了骨子里仍旧是农民，没有技能没有文化，又不想闲着就只能做原来清洁工的工作。

毕业的照片也没时间贴，甚至没时间上传到班级相册，对不起大家了！但是我不能偷懒的，因为以前或许写博客是因为好玩或者宣泄，现在我意识到它还是让不在我身边的朋友，譬如大猫，譬如湘，譬如现在离开学校不住在一起的同班同学们了解我现状的渠道，知道我现在在做些什么，过得好不好。如果所有的都很了解，那么也就没有分离了。